2003年秋，我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磨难，我的摩托驾照被临时吊销了三个月。我又回到骑自行车送报的日子。
这种结果归过于我三番五次的交通违规，那段时期我真是倒霉到极点。
在每天送报途中，我都要经过铁道，日本交通法规定在没有电车经过的情况下横穿铁轨，必须在进入铁轨前将机动车或摩托一时停止，驾驶者左右瞭望，确认无误后方可通过，多数日本人也确实在认真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则。对于每天都要多次途经铁道的送报人员来说，可没有那份耐心，有时为了赶时间也会无视规定，直接通过。
每个驾驶者都不可避免要和交察打上交道，配送人员更是如此。日本交警的装备十分考究，他们佩戴白色头盔和墨镜，以白色围巾和手套配以天蓝色制服，一双高筒皮靴油黑发亮，更显威严。他们胯下的坐骑是一辆威武、气派的白色警用摩托，因此，日本人也形象地称这些骑白摩托的外巡交警为“白摩”。
我所在区域的“白摩”非常狡猾，他们会悄无声息地躲在铁道附近的胡同口，偷偷监视着来往铁道的大小车辆，一旦发现违规者，就会从胡同里蹿出来，大开罚单。我曾两次上了“白摩”的道儿，被抓了现行。我说自己是留学生，勤工俭学不容易，恳求他网开一面。“白摩”一听说是外国人，开罚单的动作更加果断起来，我再次恳求，对方回绝道：“不扣你分数已经不错了。”
经历了几回违规处罚，我的分数曾一度被扣光，为此我花钱进了交通补习班，分数才得以被恢复，诸如这样的经历一共有过两次。可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第三次。从03年开始，我违规的次数骤然增多，最后到了再违规一回就会被吊销驾照的地步，这回连进补习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那段时期，我几乎成了“违规”的代名词，每天出行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再出什么闪失。
这天傍晚，我驱车去距离报店很远的商场，打算买一个正在热销中的电热毯。回来途中，天色已暗，转了两个路口，我竟迷路了。正当我停靠在路边东张西望之时，一辆警车闪烁着警灯，从我后面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接下来的事情一如我所预料的那样，警察毫不留情地给我开了张罚单，处罚原因是未按指定车道行驶，行驶中占用非机动车道，罚款五千円，还要扣去两点分数。
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一股脑地钻进冰凉的被窝，我蜷缩着身子，万念俱灰。我知道接下来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生活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袭满全身，我将头埋在被窝里，在悔恨和绝望中渐渐睡去。
这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，只觉得一个人在梦里跑来跑去、东躲西藏。我钻进一个形态奇特的混凝土建筑，透过空荡的窗口，我望见外面漆黑一片。空气中冷冷的，好像谁把冷气打开了一样，建筑里本无照明，却通明一片。地上满是灰灰的羽毛，在光亮的映射下一片惨白。只觉脚下踩到什么东西，我蹲下身去确认，那东西覆盖在羽毛的下面，我不禁将手伸进去寻找，结果发现捧在手上的是一只已经干瘪了的麻雀的尸骸，我猛地丢掉那东西，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时，窗外传来阵阵类似机器的轰鸣，那声音巨大而空旷，由远至近，很快就响彻耳畔。
一阵手机的闹铃声响起，在这漫长沉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重又回到了现实，我的意识告诉我别在梦里玩了，该起来送报了。
一周后，我收到立川警署的通知，我的驾驶证被正式处以两个月的吊销。
记得两年后，徐大牧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是靠着摩托讨生活的，在驾驶上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一旦因为事故而不能再使用摩托时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有所中断，甚至开始寸步难行。”
我那时的境遇正如他所言。
就这样，我交了罚金，把两个月的处罚缩短到一个月。我曾考虑对店里隐瞒此事，索性继续骑摩托送报，可转念想想，一旦被警察发现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最后我还是骑上了自行车，此时我正担任六区的配送工作。六区的住宅多以居民楼为主，而且十分集中，无需远程作业，陈见多以前就一直负责这个区的配送，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可以靠自行车独揽整个六区的原因，试想如果是在以前的一区，强度会更大。此时此刻，能摊上六区也算是我不幸中的万幸。我一面骑着自行车，一面想着陈见多，身在北京的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如今的左凡会沦落到骑自行车送报，而且和自己还是同一个区域。
漫长而艰辛的一个月终于被我捱了过去，等到驾驶证恢复使用时，已经入冬了。重又骑回摩托的心情自然不错，而此时，右腿原因不明的疼痛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。
早在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就感觉右脚的脚踝处有种说不清的不适。而现在即便不走路，也会有种被刃物刺伤一样的痛感。我想脚踝处的肌肉应该不会被拉伤，因为自己从未磕绊或扭伤过。随着每夜气温的下降，这种不明不白的疼痛变得越发严重起来，为了减轻上身对脚的负担，我开始一瘸一拐地走起路来，这种办法大大缓解了脚的疼痛。还好是在深夜户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一定会遭到奇怪的目光或讥笑。
往往越是在我艰难的时候，越是有人在一旁唱反调。
被脚踝的疼痛所累，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没能按时在半夜三点钟起来，自然